在创新的接口处寻找机会——读《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

段郎 段郎 [段小张说](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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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偶然地在得到上听到了王煜全的一段音频，很受启发，随即果断下单买了纸质书《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以下简称《积木》），借前两天出差的机会看完了。在普遍缺乏热点的市场环境下，能够系统化地梳理投资策略实属不易，同时以出版物的形式（音频，图书，电子书）将其“开源”，仅就这一点而言，王煜全先生的格局确是不一般。

《积木》一书首先构建了一套“创新理论体系”：创新（主要指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地由中小企业推动，并通过社会的广泛协作来完成商业的转化。这其中包含了几个核心观点：

1)  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引用了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20世纪80年代，全球产业研发投入中，2.5万人以上的大公司投入占比约70%，而目前只占35%；与此同时，不到1000人的小企业投入占比由不足5%提高到了20%以上。”

对VC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更多的创新型小公司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那么，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何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这一变化呢？作者在此着重强调了《拜杜法案》起到的作用。

2) 《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理顺了技术转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简言之，在1980年该法案颁布之前，凡接受过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归美国政府所有。如果企业要基于这些成果进行转化，一方面要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同时政府也不会颁发任何独家使用的许可。学过经济学原理的童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反向的“公有地悲剧”，而事实也正是如此：“2.8万项专利只有不到4%被商业化”（4%这个数据我没有查到出处，同时我也很想知道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利转化比例，估计也高不到哪里去吧）。

《拜杜法案》的核心点在于“确权”：政府资助的项目，大学可以优先于政府获得所有权。同时，大学还可以将“独家商业权益”转让给企业（通常是一笔100万美元以内的“预付款”，和后续的不超过3%的收入分成）。一方面，相比于政府持有所有权（通常以专利形式存在），学校显然有更大的动力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所有权和“独家商业权益”的分离，也降低了专利转让的成本，使得创业者能够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简单搜索了一下美国高校技术经理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的网站，每年一度的报告里满满的自豪感。

AUTM InfoGraph

3) 广泛的社会协作提高了创新的效率

“很多人以为创新就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灵光一闪，其实现在的创新更像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不同专长的人之间的协作”，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引用了13年10月《科学美国人》的评论（可惜在我一番搜索之后仍未找到原文）。“积木式创新”的核心落脚点在于“协作”。此处的协作含义相当丰富：

首先是创新产业链各环节的协作。作者将技术创新的链条分成“发明创造——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造——全球营销”。若用一句话概括，《积木》一文认为美国在“发明创造和专利确权”上具有比较优势（来源于长期的积累，以及制度保障），而中国应当充分发挥“生产制造”环节的优势，参与到这个链条中来。

其次，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上看，产生原创技术的“科学家”，负责产品转化的“企业家”（比如乔帮主），支持科技创新的VC，企业外部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司（例如顺为投资的法务外包公司“快法务”，提供办公设备租赁的“易点租”，综合服务的“创业公社”等。其实，人力、财务、设计、生产、甚至PR也都出现了专业的服务公司）。作者很推崇有成功经历的企业家（CEO）与牛校教授（CTO）强强联合，还专门起了个名字“双长制”。

快速拼接组合的背后是“接口”的标准化，即每个人擅长的那块积木，可以相互咬合，拼接起来。《积木》一书提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展开。我的理解是，“接口”标准化的前提是：

a) 信用体系的建设：例如易点租提供办公设备租赁，并不要求提供押金，而是上传企业工商信息等等。

b) 信息联网与标准化：家装领域的设计、施工、监理逐步分离，甚至远程协作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仅有观点，作者还非常慷慨地分享了在美国投资的一系列案例，佐证了“发挥中国制造优势，参与全球创新协作”的观点。我做了一张简单的图表：

海银资本项目

性感的技术，巨大的市场，有经验的创业者，有说服力的中国视角。看完第二章“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后，同样是从业者的段郎不禁心驰神往。但这是不是“Too good to be true”了呢？有没有什么难点，风险点作者没有提及呢？

根据段郎有限的经验，相比于“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型的项目天然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额外的风险来自于：

a) 早期看起来性感的技术，可能在后期发现无法实现量产和商业化。在电子领域，一些新材料由于生产工艺问题解决不了，成本始终下不来，导致不具有商业价值。或者技术本身就不靠谱，比如刚爆出新闻的Holmes.

b) 虽然技术靠谱，但技术路径变化很快，被新技术替代掉。典型的莫过于AR领域，14年红极一时的Google Glass，引来火热的“国产化运动”。结果1年时间后棱镜方案被视场角更大，更轻薄的光波导方案替代，之前的国产Google Glass积累的“量产经验”也就没啥用了。

c) 市场导入，实现量产，进而降低成本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绝非介绍A和B认识那么简单。虽然优质的供应链资源，包括卓翼，龙旗，富士康等都有自己扶持早期项目的计划，但多数“新合作模式”限于“用开发原型机换创业公司股份”，在量产阶段代工厂会谨慎地要求看到明确的订单，甚至需要支付相当比例的定金。此时，科技企业需要的不仅是中国面孔的股东，更需要一定数量的订单和对供应链的把控能力。

作为早期VC汪，海银资本王煜全先生的书给了段郎很大启发，尤其在“技术驱动型”项目的投资体系上。在这个市场缺乏明确的热点，同时更缺少“原创思想”的时代，更显得尤其珍贵。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在不同的科技领域，“携供应链以令技术”，参与到科技创新的项目中。与此同时，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国内的原创技术，超越王先生的范式，对接全球的资本和市场走向台前。